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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悄无声息地过去了。除了将和平奖颁给了“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协会”这一逆天操作外，相比于往年，这届诺贝尔奖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已经引不起那么大的关注了。

曾几何时，诺贝尔奖尤其是其中的自然科学类奖项，是多少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圣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每一次又没有中国人得奖，随之而来的便是种种反思活动。

在各种批评中，有一种观点很有意思，它说：中国之所以很少出诺贝奖，是因为主流文化过于世俗主义，缺少了某种超世俗的信仰，导致国内的研究过于重视能够带来实际利益的技术，少了一种以探索真理为最高追求的科学精神。

实际上，这个观点是另一个经典问题的延申，即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问题

当然，中国社会是有各种宗教组织的，而且还有很多。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为什么中国的主体社会没有被某一种宗教所主导？

一百年多前，这个问题刚刚提出来时便带有了某种反思和批判性。它隐含了一个观点：正是由于中国主体社会缺少某种超世俗的信仰，才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全面落后。

当然，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从来不缺少宗教的印度会在相同的时间衰落，而且印度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上似乎并没有从宗教中获得什么优势。

时过境迁，新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已经足以让这种观点不攻自破。不过，从历史上看，在传承至今的世界几大主要文明体系中，中华文明的确是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如今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原生文明大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基本上被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文化所占领。

随着新的世界秩序呼之欲出，中华文明的这种独特之处也有了新的涵义。毫不夸张地说，它的前途关系着世俗主义的未来，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命运。

1.世俗文明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血缘关系结成的家族是一切组织形式的天然起点。但是，血缘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不对外开放。它能发展成的最高级组织形式就是部落或者部落联盟。

要想发展成更复杂的共同体，人类需要一个比“血缘关系”更具有包容性的工具。

在前现代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出现过两种比较成功的解决方案：一种是诉诸于神秘主义和天启信仰的各类宗教；另一种则是中国传统社会利用家国同构的原则，构建起来的血亲-宗法制社会。

宗教利用一种“神-人”关系，塑造出了一种高于血亲关系的权威，打破了血缘社会的封闭性，用一种更复杂的共同体将人们组织了起来。

而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带有普世主义色彩的宗教，凭借其强大的叙事传播能力、新成员吸纳能力和抵抗同化的能力，击败了许多地区的原生宗教。

于是，欧洲的蛮族部落在基督教化下逐渐结成了国家，成为现代欧洲诸国的前身；阿拉伯民族的众多部落在伊斯兰教的感召下，在历史上也留下了辉煌的穆斯林帝国。

血亲伦理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社会则给出了一套“家国叙事”的世俗主义解决方案，即将以血亲为基础的家庭伦理扩大到国，国是家的扩大版，君为国之“父"。君主要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臣民；臣民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君主。忠君本质上是孝道，这便是历代王朝都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原因。

宗教叙事和家国叙事有各自的优缺点。

比如，宗教叙事有极强的传播和同化能力；但是，其最担心的是丧失“释经权”，因此宗教内部对异端极为警惕，甚至高于对异教的仇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同宗教以及宗教分支之间纷争不断，互不相容，由此产生的仇恨和纷争绵延至今。

世俗主义的家国叙事的缺点是抗干扰能力不强，其成员很容易被神秘主义和天启信仰所吸引。南北朝时期，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东传，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为之折腰，几乎导致中华传统文脉断绝。

不过，由于中华文明占据了东亚大陆农业生产力最发达、最集中的区域，而家国叙事的组织方式，又非常适合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的农耕活动。因此，几千年来，生产力优势成为中华文明抗击外来思想侵袭最有力武器，也维持住了我国以世俗主义为主的文化根基。

但是，正是因为世俗主义文化极度依赖生产力优势的特点，中华文明在近代遭遇了一次千年未有的重大危机：长久以来，中华文明引以为傲的生产力优势在工业社会面前彻底崩塌了。

工业革命

这时，不需要任何辩经和论证的过程，我们的文化自信也立即随之崩溃了。这便是世俗主义文化的缺点，它极度依赖生产力优势带来的高物质水平来提供文化自信。

相反，宗教叙事，由于有神秘主义信仰和天启带来的原生自信，或者叫做迷之自信，则可以在物质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住原来的社会组织，不至于崩溃。

这便是印度社会能够长久破而不败，溃而不散的原因，以及伊斯兰教移民到欧洲后为什么还能够维持自己的信仰和社会组织度，并成为影响西方政坛的重要力量。而华人移民，无论之前在国内的地位多么高，一旦发现物质水平不如国外，出国之后大都会迅速被异国文化所折服。

润人

可以说，近代以来，生产力优势的丧失，真正触动了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的根基。在这最深刻的危机面前，一个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同时带有普世主义情怀的理论，为中国人注入了强大的信仰和精神力。这个体系的引进和本土化，横扫了这片大陆上一切旧制度和旧文化，为中华文明迎来了新生。

2.文明新生

什么是现代化，现代社会为何更加强大？从生产力角度看，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将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从宗教、宗族等前现代社会组织中抽离了出来，以更加有效率的方式组成了各类企业、工厂、医院、军队等现代组织。

从历史上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各国主要面临了来自传统宗教势力的巨大阻力。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经历，同它们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转变成“偏世俗主义”社会的过程是同步的。

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世俗主义社会，我们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来自宗族文化的阻力。

传统的“家国同构”思想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当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一个人该如何取舍？这便是经典的“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

尽管在公开场合，儒家的文人们会把“忠”摆在前面，将为国尽忠称作“孝之大者”，但实际上，家族作为一个人一辈子生活在其中的实体，往往才是人们最终的选择。传统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应该看作一个家族的集合体。而且，各家族之间还充满了矛盾。

这样一个松散的集合体，面对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并且拥有极高组织度的西方现代社会，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都缺少竞争力。

因此，要想让这个古老的文明重新焕发生机，必须超越传统的宗族文化。而当时中国的宗族势力所依赖的主要生产资料是耕地。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广大农村地区完成了土地革命，才能将中国社会所蕴含的强大力量释放出来。

这份力量一经释放，便创造了一份军事上的奇迹，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轻步兵巅峰，把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拯救了出来。

不过，一个以世俗主义为基础的文明要想最终实现复兴，仍然摆脱不了一个特点：它极度依赖生产力优势带来的高物质水平来提供文化自信。

于是，这份力量又创造了另一个经济上的奇迹，用短短2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世界花费两百年才完成的两次工业革命。

不过，我们的社会仍然充满了“生产力焦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外国。外国有的，中国就要有，而且还要领先，否则便证明现代化之路还未完成。

换句话说，我们一个国家要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进行比较。而且，即使100个工业明珠摘下了99个，剩下那一个也会引起全社会的焦虑。似乎不抓紧赶上，便是影响民族崛起，文明成败的大事。

甚至，已经润出去的华人也接受这种逻辑。他们会拿着国外某种目前还比较领先的技术或产品，例如ASML的光刻机或者马斯克的星舰，回到简中互联网，来论证西方为何依然伟大，中国为何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似乎默认了中国必须全方位超过作为整体的西方世界，才能证明自己。

苏联航空

这种“生产力焦虑”是世俗主义文明难以摆脱的特征。西方国家由于完成了一定程度的世俗化，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焦虑”。上世纪苏联率先实现卫星发射，就给美国带来了紧迫感。

但是，西方各国毕竟是从基督教社会中走出来的，还保留了不少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原生自信。即使经济上的竞争失败了，他们还可以在一种“松弛感”中依旧保持文化自信。甚至，如果遭遇了重大的打击，他们还可以回归到宗教社会，用天启信仰来维持社会组织度。

我们则不行。上千年来，我们一直是以世俗主义文化为基础，依靠着生产力优势才抵御住了一波又一波天启文化的冲击，延续到了今天。

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同化能力本质上是源于“高生产力带来的高物质水平”，才让“俗世”战胜了“彼岸”，才让众多宗教能够放下芥蒂和谐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

从全人类的角度看，这份高生产力是否掌握在世俗主义文明手中，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命运。

3.人类的未来

2018年09月，两个重达150吨的巨大箱体从美国得克萨斯州出发，被运往千里之外的新西兰。它们是由一家叫做“Rising S”的美国公司生产的地下掩体，被称作“地下方舟”。

地下方舟

抵达新西兰之后，它们将被安置在数百米的地下。一旦出现世界末日的迹象，如核战争、大型瘟疫、底层暴乱等等，购买它们的美国富豪就可以坐上私人飞机飞往新西兰，躲进这座早就准备好的“末日庇护所”。

这些“豪华掩体”里有充足的能源和物资，甚至还配有室内游泳池和人造阳光，可以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支持他们生活数年时间。

如今，位于新西兰南岛的皇后镇已经成为硅谷投资家彼得·蒂尔，对冲基金大亨朱利安·罗伯逊 （Julian Robertson）等美国富豪们的世界末日避难圣地。

这群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精英，并不打算花精力去创造一个所有人都会好起来的未来，而是陷入了一种“末日情结”。

虽然美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世俗化，但是那里的人仍然从小就接触包括“末日审判”，“诺亚方舟”等概念的宗教文化。这使得西方社会的精英们普遍存在一种“末日情结”Apocalyptic complex。这种关于上帝进行末日审判的描述存在于圣经启示录中，直译便是“启示录情结”。

末日审判

它隐含了这样一种观念：渡过世界末日，便意味着成为“上帝的选民”，便意味着克服了人性的某种弱点，具有了神性，因而是人类至高的追求。

类似的基督教思维方式充满了西方的文化作品。例如，即使是在“科技含量”最高的科幻作品中，主角身上也往往背负着某种预言，克服重重困难后成为救世主，或者干脆主题就是寻找造物主，一种外星人版本的上帝。

不过，宗教文化的特点是它们分别有自己的体系，无法与其他宗教相容。出于对“释经权”的争夺，不同的宗教体系乃至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在逻辑上不存在妥协的空间。由此产生的宗教矛盾，迄今为止仍然是人类社会纷争的重要来源。

从基督教文化中走出来的西方世界，已经主导了世界秩序数百年。宗教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在世界各地酿成了一幕幕惨剧。

这是由于西方社会依然保留了强烈的基督教文化色彩。一大批西方知识分子和政客仍然具有强烈的十字军情结，仍然以看待异端和异教的传教士心态看待其他文明，因而频频干涉他国内政乃至挑起战争。

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国家之间冲突不断

直到今天，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国家之间仍然冲突不断；以东正教为主的俄罗斯，则始终被西方世界视为异端，难以取得西方社会的信任。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这种冲突给人类文明整体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可控威胁。

要遏制这种由千年以来的宗教矛盾和暴力带来的风险，确保人类世界的最高生产力掌握在一个不偏向任何宗教的世俗主义国家手中，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各个国家的最大公约数。无论哪个国家，追求低于或者高于这个最大公约数的目标，无论这个目标听起来有多么得神圣，对于人类整体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

而只有最高生产力掌握在世俗主义文明的手中，才能确保那些接受了不同类型“天启”的各种文明放下分歧，求同存异，一同维护一个关注“现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从各个国家的历史来看，这个使命有且只有中国才能承担。

在宇宙的尺度上，人类生存的地球仅仅是沧海一粟。星空远处还有很多值得人类探索的未知世界。人类文明不应该在还未出发之间，便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因为内斗而毁灭，而且还是出于那些虚无缥缈的、不可知的理由。

宇宙已经足够宽阔，足够壮丽，人类并不需要一个虚幻的彼岸。因为那浩瀚的宇宙，便是彼岸。